傅斯年生平经历简介如何评价傅斯年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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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斯年简介
傅斯年(1896年3月26日—1950年12月20日),初字梦簪[zān],字孟真,山东聊城人。著名历史学家,古典文学研究专家,教育家,学术领导人。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。
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,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。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,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,创办《新潮》月刊,提倡新文化,影响颇广,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。五四运动爆发时担任游行总指挥,风云一时。
1919年夏,傅斯年大学毕业后,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、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。1926年冬回国,翌年春出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、中文系主任。四·一二政变发生后,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,表示赞同清党。
从1928年11月起,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。1929年春,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。1932年,在《独立评论》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,拥蒋反共,但赞成抗日,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,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,兼任西南联大教授。抗战胜利后,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。1949年,兼台湾大学校长。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。
傅斯年曾任中山大学、北京大学等校教授,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、代理校长(1945-1946)和台湾大学(1949-1950)校长。
主要著作有《东北史纲》(第一卷)、《性命古训辨证》、《古代中国与民族》。有《傅孟真先生集》六册。
傅斯年生平经历
一、史语研究
傅斯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,1927年秋,在中山大学创办“语言历史研究所”。1928年10月,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,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。
成立后他即任所长,一直到1950年去世。他以史语所为基础,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很大贡献。为近代中国学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。
首先他拉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到史语所领导研究工作,如:陈寅恪、徐中舒、赵元任、李方桂、罗常培、李济、董作宾、梁思永。
1927-1937年是史语所的鼎盛时期,傅斯年收罗很多人才到史语所来。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大家,如:陈槃、石璋如、丁声树、劳干、胡厚宣、夏鼐、周一良、高去寻、全汉升、邓广铭、张政烺、傅乐焕、王崇武、董同和、马学良、张琨、逯钦立、周法高、严耕望等等。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过傅斯年的培养,也或多或少继承了他严谨的重材料、重考证的学风。
二、文献整理
傅斯年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,还参与抢救、整理明清档案。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,内有诏令、奏章、则例、移会、贺表、三法司案卷、实录、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,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。
从晚清宣统元年(1909年)国库房损坏搬出存放后,几经迁徙、几易主人,潮湿腐烂、鼠吃虫蛀,损失极为严重。其中一次主管者——历史博物馆以经费缺乏,曾以大洋4000元的价格将此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。
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,由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做主,才以1.8万元将这批几乎要进造纸厂的档案买下,然而已由15万斤减为12、3万斤,少了2万多斤。抢救下这批十分珍贵的档案材料,傅斯年是有大功的。
三、考古研究
傅斯年参与了科学发掘河南安阳殷墟的工程。傅斯年极重视史料和新史料的获得。他在《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》中说:“(一)能直接研究材料,便进步;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,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,便退步。……(二)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,便进步,不能的便退步。”他重视清档案的抢救整理和殷墟的发掘,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,扩张新材料。他有一句名言: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东西。”
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同仁科学发掘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之前,殷墟甲骨片的出土已有30多年的历史。19世纪末叶,安阳一带的农民在耕地时偶然发现了一些甲骨片,药材商人便当做龙骨来收购,引起学者的注意。
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,先后出版了刘鹗的《铁云藏龟》、孙贻让的《契文举例》、罗振玉的《殷墟书契》等。其后,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商朝历史,写出《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》和《殷周制度论》等名作。
小屯殷墟因出土甲骨出名之后,古董商、药材商蜂拥而至。殷墟现场受到严重破坏。傅斯年遂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批准,由史语所考古组正式组织人员去小屯发掘。开始困难重重,一些人的地方主义、利己主义、风头主义一时俱来,他们阻挠发掘或强制停止发掘。
傅斯年亲到开封(当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),上靠南京政府的权威,下依河南开明人士的支持,也靠傅斯年的办事才干,人事关系才得疏通好,发掘工作才得顺利进行。
从1928年到1937年,10年时间,殷墟发掘大小共进行15次。傅斯年在百忙中,数次亲到小屯视察指导。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是第13次,时在1935年夏。傅斯年偕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安阳。
石璋如回忆说:“那时是殷墟第13次发掘,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,为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,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。约在五月中旬,气候已经相当的热了,他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先生到达安阳……伯希和先生对着那样伟大的陵墓,那样排列整齐的小墓,那样大量并精美的灿烂的器物,在孟真所长面前,不断的惊讶和赞叹!”
九·一八事变以后,日军侵华形势日急。殷墟发掘被迫停止下来。在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,傅斯年是第一功臣。这是他对中国学术事业的大贡献。
四、教育事业
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,对北大特有感情,在他一生的事业中,对北大也是特有贡献的。1930年代是北大辉煌的盛世,教授阵营盛极一时,名家胡适、傅斯年、钱穆、陶希圣、孟森、汤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,陈寅恪等都在北大讲课。
当时蒋梦麟是北大校长,但推动北大盛世出现的却是胡适、傅斯年,尤其是傅斯年。蒋梦麟回忆说:“当我在民国十九年(1930年)回北京大学时,孟真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,也在北京办公了。‘九·一八’事变后,北平正在多事之秋,我的参谋就是适之、孟真两位,事无大小,都就商于两位。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,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,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。”
傅斯年对北大的第二次贡献,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。时胡在美国,回国之前,北大校长由傅斯年代理。
从敌伪手里接办北京大学,有很多棘手问题,如对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如何处理便是一个问题。傅斯年决定一个不用。他给夫人俞大彩写信说:“大批伪教职员进来,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,但我决心扫荡之,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。”
把困难解除,把“天下”扫平,为胡适回校铺好道路,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长以报胡适的决心。他给夫人的信又说:“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,胡先生办远不如我,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,他好办下去。”
如何评价傅斯年?
他是胡适的学生,但是在胡适的前面,胡适说他是“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。他的记忆力最强,理解力也最强。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,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。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,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、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。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,往往带有爆炸性的;同时,他又是最温柔、最富于理智、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。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,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。”
胡适当年刚进北大做教授,就发现有些学生比他的学问好,而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没有被学生赶下台,就是由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“保护人”。
可是恨他之极的周作人却认为傅斯年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,“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,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,动不动就叫嚣,人家叫他傅大炮,这正中了他的诡计。”
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,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,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,欲替胡适回国主持校务扫清障碍,严格执行他所说的“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”,认定“汉、贼不两立”,而周作人恰在此列。
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气节,李敖一直赞誉有加。在《李敖有话说》中他就说:“有一个学生领袖傅斯年,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。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,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。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……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,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,不被国民党同化……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,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,他没有社会地位,很苦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