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提倡计划生育的几位先驱人物

　　 如果寻找计划生育的理论根据，最早可追溯到道家鼻祖老子，他主张“小国寡民”，反对人口众多，认为“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咎莫大于欲得”。

唐朝时，中国出现了另一位“计划生育”的先驱人物，他就是诗人王梵志，王梵志在诗中写道，“富儿少男女，穷汉生一群”、“生儿不用多，了事一个足。”，该诗成为“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”的最早出处。

　 第三位“计划生育”的先驱人物，是宋朝的史学家马端临，马端临的父亲，是南宋右丞相马廷鸾，但他处的时代不太好，是南宋末年。宋朝灭亡之后，马端临隐居不仕，专心著述，最有名的著作是《文献通考》，该书分为田赋﹑钱币﹑户口﹑职役﹑征榷﹑市籴﹑土贡﹑国用﹑选举﹑学校﹑职官﹑郊社﹑宗庙﹑王礼﹑乐﹑兵﹑刑﹑经籍﹑帝系﹑封建﹑象纬﹑物异﹑舆地﹑四裔等二十四门，在这本书中，马端临认为“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”，提出了“少生”、“优生”、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“计生”理论。

　　第四位“计划生育”的先驱人物，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，他率先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好的理论，“若二男二女，每生加一倍，日增不减，何以食之？”、“不若人生一男一女，永无增减，可以长久。”，冯梦龙提出的“一对夫妇生一个男孩、一个女孩”，跟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高度巧合。不过，他比我们早了几百年时间。

第五位“计划生育”的先驱人物，是清代经学家、文学家、地理学家洪亮吉，洪亮吉以户口每30年增加五倍来推算人口的增长规律，认为清朝的人口会在百年内增长5倍到20倍不等，形成人口过剩。洪亮吉以论人口增长过速之害理论成为近代人口学说之先驱。

　　 第六位“计划生育”的先驱人物，是晚清学者汪士铎，汪士铎全家受到太平天国的冲击，两个女儿因此丧命。他在《汪悔翁乙丙日记》中率先提出“晚婚”概念，认为“女子二十五而嫁，男子三十而娶”。在那个早婚早育的年代，这一概念可谓天破天惊。

除此之外，汪士铎还提出对育龄妇女，政府要广施“不生育之药”，用以控制人口的增长。这一理论与现代计划生育高度符合，让人怀疑是否穿越。不过，汪士铎也提出了许多“计划生育”的极端观点，他希望政府“驰溺女之禁，推广溺女之法，施送断胎冷药，家有两女者倍其赋……”，他甚至建议“非富人不可娶妻，不可生女，生即溺之，即生子而形体不端正、相貌不清秀、眉目不佳者皆溺之”。有人称汪士铎是中国的“马尔萨斯”，他是深入思考中国人口问题的第一人，但解决办法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局限性。

第七位“计划生育”的先驱人物，是乾隆皇帝，乾隆大帝虽然延续了许多康熙、雍正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，但他却对人口的过度增长提出了深深的疑虑：“将来户口日增，何以为业？”，“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，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，生之者寡，食之者众，朕甚忧之。”，乾隆让各省上报人数增长的原因。但他并未对人口增长出台更进一步的政策。

　　 除以上人物以外，龚自珍、魏源等人对中国之“生齿日益繁，气象日益隘“也倍感忧虑，不过他们二人提出的减少人口办法是“迁移”，将“不士、不农、不工、不商”的游惰人口迁移出去，如果他们不“自愿”离开，则国家可强制迁移。